近日，罗浮书院在博罗罗浮山举行揭牌仪式，100多位嘉宾和文化人士参加活动。此次罗浮书院的揭牌，是对惠州书院文化的一种传承和发展，将推动博罗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希望恢复罗浮山文化学术中心地位

罗浮书院位于罗浮山上善公馆。罗浮山是中华文化及岭南文化重要的传承发扬地之一，罗浮书院与罗浮文化密不可分。据介绍，为了彰显罗浮文化并加以传承和弘扬，2018年，广东丰湖书院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正科发起成立罗浮书院，于当年9月在博罗县民政局正式登记，博罗县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作为主管单位，赵正科担任罗浮书院院长。

赵正科说，书院既是一个地方学术的中心，也是传播文化的阵地。晚明的罗浮山俨然成为岭南的学术中心，是岭南乃至全国学术界所关注和向往的地方。在他看来，从广义上来讲，晚明罗浮山中的书院讲堂精舍都是“罗浮书院”。他告诉，揭牌后，罗浮书院将以独特的思维和方法全方位进行数字化运营，立志把罗浮书院打造成岭南乃至全国一流的书院。“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恢复罗浮山文化学术中心地位，让有着悠久历史的罗浮书院在中华大地上焕发出新的活力，共建成为岭南地区具有新时代特征的研学基地、红色文化传承基地、书院文化文创基地、中医养生文化传承基地，成为彰显惠州地域文化的新的响亮品牌!”

罗浮书院陈列很多优秀书画作品。

宋代惠州书院不少于14所，明代讲学之风盛况空前

其实，惠州书院历史悠久。据《惠州文化教育源流》介绍，早在1500多年前，就有文人高士在罗浮隐居读书。从现存文字记载看，惠州最早的书院诞生于南汉大有年间(公元940年前后)，当时的祯州(惠州古称)刺史黄励为躲避严刑酷法，“弃官入罗浮山筑书院于水帘洞左居焉”。黄励创立的黄子书堂，堪称岭南书院的前驱。

宋代，惠州文化教育有长足的发展。特别是自宋仁宗改革科举制度后，惠州崇文兴教，仁宗朝的工部尚书、惠州籍人王汝砺，创建了宋代惠州第一个书院。

自王汝砺后，罗浮、西湖等地书院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根据清光绪《惠州府志》记载，惠州于宋代创建的各类书院，有案可稽的就不下14所。

宋代惠州书院的兴起，始于北宋仁宗时期，而真正兴盛却在南宋时期。南宋时期蓬勃兴起的书院讲学，对惠州文化教育的影响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南宋时期惠州的书院与理学有极大关系，位于博罗宁和的钓鳌书院就是其中的代表。书院创始者罗从彦，曾任博罗县主簿，是著名理学家杨时的高足。罗从彦在惠州以书院讲学的方式传播理学思想，他是最早的一位。正是他在钓鳌书院的教育实践，使宋代理学的文化精髓走出学者书斋，向下扩散至惠州民间，为后来岭南理学的兴盛播下了第一批思想种子。

“千载讲堂人仰止，时从四百望崚嶒。”这是明代博罗人韩晟拜谒豫章先生罗从彦祠堂时写的诗句。以罗从彦为代表的一批书院学者在罗浮、西湖读书著述，聚徒讲学，育教人才。

继罗浮之后，惠州府城西子湖畔也吹起书院讲学之风。宋宝佑二年，惠州知州刘克刚改聚贤堂为丰湖书院，不但规模扩大，功能增加，制度也更趋完备;特别是“以州学教授兼山长”的举措，使书院带有半官学的色彩，师资和经费更有保障。在宋代，丰湖书院不但代表了惠州书院的最高水平，也是岭南书院的典型代表之一。

明代办书院的高潮，始于明嘉靖初年，并延至万历后期，历时几近百年。这一高潮，以湛若水、叶春及等名儒在惠州自创书院宣讲湛、王心学为主要标志，书院数量之多，师儒水平之高，追随学子之众，科举功名之盛，前所未有。这是惠州古代文化教育最为繁荣，思想学术最为活跃，社会文明成果最为丰硕的黄金时段。

据明嘉靖《广东通志》载，嘉靖十四年(1535年)之前，广东各州府书院数目合计58所，惠州就占了14所，占广东书院总数近1/4，全省排名仅次于广州。书院的复兴与明代心学的昌盛有密切关系。广东新会人陈献章(陈白沙)所创立的白沙学说和浙江余姚人王守仁(王阳明)所创立的阳明学说，共同构成了明代心学的主要内容。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机缘，惠州成为这两个学派流播交融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