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中，经历着一场至今仍然在继续着的深刻变迁。在现代化变迁的进程中，既有来自乡村外部力量的干预，也有来自乡村内生力量的适应，在内外力量的双重夹击之下，广大乡村的现代化进程并未能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而是呈现出一种与乡土生活相背离的趋势。作为一个出生于乡村、成长于乡村并通过考学走出乡村的代表，对于幼时熟悉的乡村社会生活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希望借助于自己对传统乡村社会生活的认识，表达出一种与当下现代化进程相互补的、具有乡村发展内生性的观点和看法。

一、传统乡村的适应性生存

（一）粮食种植上的适应性选择

在豫西南地区有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子，尽管周围山脉相连，但是，除了在夏季雨后初晴之时可以远远地望见那山的轮廓之外，平时眼睛所见的是一马平川，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原传统村落。村子与汉水流域的支流——湍河相毗邻，河水自西向东奔流，一年四季从未断流，河水清澈，鱼虾成群，村子坐落在湍河的南岸。20世纪70年代，村子里的人们主要依靠农业种植为生。粮食作物主要是小麦、玉米和红薯，其中小麦是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一方面是因为上缴给国家的公粮是小麦，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土质适合种植小麦，因此，一到春夏之交的时节，这里就会向我们描绘出一幅自然的“桑下麦青青”的壮观景象。但是，由于小麦产量不是很高，每家缴过公粮之后剩余的就不太多了，因此，只有当家里来了客人、有人生病或者过节的时候才能吃到白面。除了小麦种植外，就是红薯，红薯是在粮食短缺年代下人们用来糊口的最佳选择，因为它的产量比较高且易于存储。从红薯长到半斤重的时候，有不少人家就开始到地里去“抠”红薯了。这里说的“抠”是说红薯还不到挖的时候，只是为了缓解粮食不足的问题，在不影响红薯正常生长的情况下，就用手或者木棍把已经长大的红薯从根部的土壤里抠出来，然后再用土封起来。等到红薯收获的季节，家家户户都会把整车整车的红薯拉回家，挑拣出没有碰破皮的那一部分放到地窖里保存，剩下的就用刨子切成片状，放到地里晒成红薯干保存。由于红薯产量比较高，通常能够达到亩产2 500公斤上下，所以在当地有着“红薯能顶半年粮”的说法。当然，除了粮食之外，家家户户还会在自留地里种上蔬菜。在一年当中，除了自家种菜之外，人们还会通过采摘庄稼的叶片（如芝麻叶、红薯叶等）和采集野菜（如灰灰菜、槐花、榆钱等）的方式来解决吃菜问题。

（二）房屋建造上的适应性选择

在中国的文化语境内，房屋就是家的代名词，在哪个地方有了一个房子，然后才会有这个家的感觉，即使不是自己所有的，也要去租赁一个。在中原传统的乡村社会里，人们的生活理想就是“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但房屋就是这些“牛”“老婆”“孩子”及经营土地所使用的工具的活动或存放空间，因此对于当地人来说，房屋是至关重要的，尽管有的房屋相当破败，漏雨漏风，但“破家值万贯”的理念是印在每一个人的认知里的，这一点在中原的这个小村子里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乡村建造房屋的原因除了原来旧居破败不堪，需要重新建房，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在原址上进行重建。大多数时候是因为家里儿子结婚成家后，需要另建新房，就需要另行选址。新房的选址是有讲究的，首选自家的宅基地。这样，可以借助于新房与旧居之间相互毗邻的空间关系，进一步强化“家”的概念，方便一家人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假如自家的宅基地面积不够或者不符合居住条件的话，就需要与有宅基地的邻居家进行协商或者通过村干部去协调，选在邻居的宅基地上或者村里公共区域。乡村建房的用料基本上都是自己家人来准备的。土坯是自己拉土柘的，砖瓦是自己或者请人过来烧的，檩条和椽子是用自己宅子上的树木请木匠做的，垫地基用的砂子、礓石等是自己到河里拉的，建房的工人都是自己的邻居或者亲戚。总之，几乎所有的材料都是自己准备的，请的工匠也大都是本村的，只需要支付少许的工钱、管饭并为每人每天提供一包烟即可。

图1 乡村房屋示意图

中原传统乡村的房屋式样和结构大体上是相同的，是硬山顶式的（如图1所示）。不同地域、不同村落的房屋式样大同小异，在墙体用料上，富余的家庭使用青砖平卧垒起叫“卧砖到顶”，在村子里谁家的房屋是卧砖到顶，那是十分排场有面子的，就连娶媳妇也容易得多。但不是所有人家都能盖得起青砖瓦房的，穷苦人家是用不起青砖的，就用黄土夯墙或者把黄土和成泥，拓成砖坯，用砖坯垒墙。日子稍微好过一些的家庭，就用青砖和砖坯混合垒墙，里面是坯，外面是砖。在屋顶的材料上，富余人家用全部用青瓦，穷苦人家用稻草或麦秸，①麦秸，就是小麦的杆。用于房屋屋顶的麦秸，要尽可能地保持原样，要求收割小麦时，就把那些长势较好的小麦单独堆放，待晒干后，用人力一把一把或一捆一捆地把麦穗摔在石磨或木凳上，确保麦秸秆整齐无损。我们那个村子因不种水稻，都选用麦秸。日子中等的家族则选用瓦草结合的方式，房脊和边缘处用青瓦，中间用麦秸。无论采取哪种材料建造房屋，都要留出房檐的空间以便下雨时排水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