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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导读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中的乡村文化发展探析

来源:中国土地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2-25

人类文化起源于土地,农耕的出现为人类的定居以及繁衍更多的人口提供了稳定的衣食之源。纵观人类历史,四大文明古国的兴起皆源于大河,大河所带来的丰沛水量以及冲积出的肥沃土地是人类由狩猎采集走向农耕时代的必要条件,从而为文化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中国是世界上拥有古老农耕文明的国家之一,中华文化可以说是从土地中孕育出来的。土地生产是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在与自然界的博弈中,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土地的功能、价值及其生产规律,从而总结出一套比较完善和科学的土地利用规律,也由此形成了相应的土地文化。在“春种、夏耘、秋收、冬藏”的生生不息中,人们也衍生出对人、对社会乃至于对万物价值及意义的认知,由此形成了乡村丰富多彩的礼俗文化和社会道德秩序。可以说,对土地的尊崇与爱戴始终伴随着中华文化。

一、土地与乡村文化

中华民族的诞生与发展始终离不开“土地”,由此造就了数千年的农耕文化。

(一)土地使乡村文化有根

对土地的利用是人类文明的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后,生产工具的进步使人类逐渐从依赖自然的狩猎采集活动发展到改造自然的农耕生产活动,“栽培、种植”的出现意味着文化的产生。在长期的农业生产活动中,人们逐渐认识到土地孕育繁殖的功能,认识到土地是生存之本,是社会之本文化之根。对土地的敬畏与尊崇衍生出了“土地崇拜”,也因此造就了基于土地崇拜的乡村文化。

首先,乡村的神话传说源于土地。荣格说:“神话作为现代艺术、科学、哲学、宗教的起源,是人类精神现象的最初、整体的表现,是原始人的灵魂。”[1]从女娲造人到炼石(“石者,土之精”)补天,土地自始至终都是产生、庇护人类的神物,乃至于最高的神灵都具有土地属性。“像女娲、炎帝、黄帝、禹、尧等古代最显赫的大神,都曾是土地神或与土地联系紧密(经常一分为二又合二为一)的植物神、农业神。最神圣的图腾龙(或蛇)是土地的神化意象;最隆重而盛大的祭仪不是祭天而是祭地以及与土地相关的山川江河;最高形式的政治共同体国家称为‘社稷’(土地与谷神)……文化的方方面面,生活的角角落落,到处都弥漫着土地意象,这是中国文化最核心的精神意象。”[2]神话传说绝不是毫无根据的幻想,在其看似奇幻的外表下隐藏着人们对土地的依赖和深沉的情感,远古人民对土地及其生存关系的智慧认知在其所创作的神话中淋漓尽显。这既是原始人的灵魂,也是乡村文化的起源。

其次,乡村丰富多彩的祭祀活动与风俗习惯源于土地崇拜。土地的孕育功能使人们对生存的渴望转化为对土地的崇敬与热爱,土地崇拜由此而生。“早在原始时代,世界上许多农业部落见到农作物从土地上长出来,由于不懂得农作物生长的原因,又出于对粮食丰收的祈求和依赖,就发生了土地崇拜。在民族学中,这叫做‘地母’崇拜,中国古代把这种崇拜叫做‘社’。”[3]因此,当土地作为人们的衣食之源,其丰歉程度直接决定人们的生活质量时,人们便将土地上升为“人格化的神”而膜拜。比如“地母”,人类希望土地能像母亲庇护孩子那样庇护自己,为其提供稳定的衣食之源,由此形成了社祭、社火等多种祭祀活动和风俗习惯,如滇南哈尼族村寨和黔东南苗族村寨的“开秧门”习俗、景颇族和傈僳族的“上刀山”“下火海”、佤族的“拉木鼓”等,以此表达人们对年岁丰稔的祈盼与感恩。

再次,村落及其形态源于对土地及其资源的有效利用。土地及其拥有的自然资源量决定了聚集在土地上的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于是村落形成。它“契合了农业生产在时空上的需求,近地而居的农民可以更好地照顾好农作物以保证粮食收成,也可以在自然灾害或病虫害发生时第一时间采取防御措施。”[4]“农业耕种环境负阴抱阳,农作物依时序生长,农耕程序依时序开展等本源思想,逐渐演化成风水观念,伦理等级观念,以及后世形成的阴阳五行八卦等观念”[5],其运用在农民居住地的选址及建筑样式上,表达了人们对土地生生不息的向往、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渴求、对福泽子孙的期待。

(二)土地为乡村文化铸魂

一种文化之所以能够充满活力、世代传承,关键在于它对身处其中人的影响。当一种文化能够感染人、影响人,使其能够活出一种“精气神儿”时,这种文化本身就是有活力的,也是充满吸引力的。它像一个充满磁力的磁场,吸引着其中的人们按照既定价值标准去实现人生意义,获得心灵慰藉,在完满自身的生命价值时也使这种文化传承不息。几千年的农耕文化赋予了土地至高无上的地位,因土地崇拜而生出的恋土情结几千年来沉淀在乡村文化中,浸透着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调节着农民的生产生活,也昭示着农民人生圆满的方向。乡土早已从有形形态升华为一种乡愁乃至于精神归属,这就是土地为乡村文化注入的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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