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7日，印度农民呼吁自当天早上6时至下午4时举行全国范围的罢工，以纪念印度农民自去年9月以来为抵制中央政府通过的三部农业法案而发起的抗议。

　　如果从去年9月25日旁遮普邦农民率先发起抗议算，印度农民抗议至今已持续了一年有余。抗议农民惊人的韧性和耐久性超乎很多观察者意料。截至当下，农民抗议依然动力强劲：9月5日，抗议农民在北方邦穆扎法纳格尔（Muzaffarnagar）召集大潘查亚特集会，约30万到40万名农民参加，集会猛烈抨击印度总理莫迪所在的印度人民党（印人党），并誓言要把在北方邦执政的印人党政府拉下台。

　　很显然，这场印度农民抗议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停，而引爆它的最根源性因素则是印度的“土地贵族”问题，这是当下困扰印度政治经济结构的最严重病灶之一。

　　农民抗议的三个阶段

　　2020年9月17日与20日，莫迪政府分别在印度人民院（下议院）与联邦院（上议院）快速通过了三份争议性农业改革法案：《农产品贸易和商业法案（增强与促进）》《农民价格保障与农业服务法案》《必需品（修正）法案》。舆论普遍认为，改革意在农业部门引入更多市场化机制，以增强这个部门的经济效率。但农民群体则认为市场化会削弱自身议价能力，尤其会使农业被资本方所控制。特别是印度北部许多农民收入受惠于最低保证价格（MSP）机制，即国有企业会以 “兜底”价格收购部分种类农产品。而舆论分析本次改革意在调整MSP机制，让许多农民不能接受。

　　“旁遮普阶段”（2020年9月25日—11月25日）。 2020年9月25日，旁遮普邦农民发起抗议，这被认为是农民抗议的开始。当时许多媒体分析文章指出，印人党选择在9月中旬印度主粮产区秋收粮（Kharif）收割和春收粮（Rabi）播种时期搞“突然袭击”，不经议会辩论、不走正常程序快速通过法案，就是要打农民群体一个措手不及。旁遮普农民开始抗议之后，印人党政府又认为可以凭借简单粗暴的手段将之限制在有限地理范围内，最终使其“自行消失”。不过旁遮普邦农民顶住了重重压力坚持了下来，为抗议活动日后升级奠定了基础。

　　“德里阶段”（2020年11月25日—2021年1月28日）。 其时，印度北方的农忙已经基本结束，来自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与北方邦西部的抗议农民发起了“到德里去”(Dehli chalo)活动，最高峰时围攻德里的人数超过十万。印度农民抗议也自该阶段起引起全球舆论瞩目。2021年1月26日，印度“共和国日”当天，发生了“德里红堡事件”：抗议农民内一些极端团体攻占了作为印度国家象征的德里红堡，摘下了红堡上悬挂的印度三色国旗，升起了锡克教（旁遮普邦主要宗教信仰，而印度主流信仰为印度教）宗教旗帜。该事件一度严重削弱了农民抗议的政治地位，使之陷入低潮。

　　“僵持阶段”（2021年1月28日至今）。 然而，在不久后的1月28日，农民抗议就因“提卡特演说事件”而峰回路转。德里红堡事件后，印人党执政的中央政府和哈里亚纳邦、北方邦等政府开始组织强力镇压活动，并针对许多抗议领导人发起法律诉讼。1月28日晚，面对抓捕威胁，北方邦西部农民领导人提卡特（Rakesh Tikait）发表了充满感情的演说，表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并将不惜一切代价把抗议活动坚持下去。演说视频在社交媒体疯传，再度激起了农民团体的抗议热情。自“提卡特演说事件”之后，农民抗议的影响力也开始向更广阔的印度内陆腹地扩散。

　　自1月28日进入“僵持阶段”以来，抗议农民采取了多种手段给印人党政府制造麻烦：坚持在德里前线的抗议，保持约3~4万人的规模，并不时在其他地方发起抗议活动；不时向印度国会等国家机构发起请愿，要求撤回三份农业改革法案；在一系列地方选举中呼吁当地选民不要给印人党投票等等。

　　农民抗议为何久拖不决？

　　农民抗议久拖不决，主要是由两方面因素造成的。

　　（一）印人党政府的错误应对和傲慢心态。 印人党当初选择在农忙时节通过改革法案，原本是为了打农民群体一个措手不及，但这种鸡贼的政治小算盘反而使农民群体觉得三份法案肯定有鬼，通过农业法案而不咨询农民团体，原本是要确保快速通过，却也使农民深感冒犯。这些都极大削弱了农民群体对莫迪政府的信任。农民抗议最初在旁遮普爆发后，印人党政府又态度傲慢——最初甚至都不愿意与抗议农民团体坐下来谈。直到2020年11月25日抗议农民包围首都德里，印人党政府才匆忙开始组织与农民的商谈，并表示将接受除撤回法案外几乎任何对法案的修正。作为政治姿态，莫迪还在2020年12月19日亲自拜谒锡克教第六任师尊得格·巴哈杜尔（Guru Tegh Bahadur）陵并双膝下跪。然而这些都为时已晚，2020年11月底抗议升级后，抗议农民的要求只有一个，那就是彻底撤回三份农业法案。这也导致2020年12月3日至2021年1月22日印人党政府与抗议农民的十一轮谈判无果而终。